11月的最后几天，北京市连续发布了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雾霾橙色预警和大雾橙色预警。
在此之前，伴随着高湿度、低风速、强逆温的极端不利气象条件和取暖季的到来，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持续性重污染天气，其严重程度更甚于2013年1月和2014年2月的两次极端天气状况，大气环境治理的效果再次遭到了质疑。
12月1日晚间，姗姗来迟的4-6级偏北风终于驱散了长达106小时的阴霾，而早已站在“2013年至2017年间将产生1.84万亿元投资规模”这一风口上的治霾产业，又何时才能等到“风”来呢?
万亿投资亟待落地
“我国空气污染之所以如此严重，原因除了末端治理没有到位之外，还在于我们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是污染型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在日前举行的“绿色金融与治霾产业”峰会上举例说：“比如，我国重工业占GDP的比重是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而重工业产生的空气污染是服务业的9倍;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消费占2/3，而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是清洁能源的10倍;我国城市居民出行比例中90%以上是公路出行，而给定同样运输量，私家车产生的空气污染是地铁的10倍。”
能源结构调整引万亿投资
2013年推出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下称“大气十条”)将“加快调整能源结构”列在诸多防治举措之前，明确提出，到2017年，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降至65%以下。实际上，不谈欧美发达国家，韩国已经在两年前“弃煤”，日本也宣布将于2025年全部取消煤电，巴黎气候大会前各国提交的自主贡献文件更是不谋而合地暗示：高碳发电技术在市场的退出已经不可逆转。
然而，没有资金的支持，任何结构转型调整都只是空谈。2013年“大气十条”发布前夕，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就曾经估算调整能源结构将在未来5年带来1.7万亿元的投资规模;而在“大气十条”行至中期的现如今，环规院与中国清洁空气联盟再度评估匡算了投融资需求，并将数字确定在了1.84万亿元。
按照中国清洁空气联盟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实施的投融资需求及影响》研究报告，1.84万亿元大致投向优化能源结构、移动源污染防治、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和面源污染治理4个任务类别。其中，移动源污染防治的资金需求最大，达到1.4万亿元，是其他3个部分之和的3倍还多。分地区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的直接投资需求分别达到了2490.29亿元、2384.69亿元与903.58亿元。
不幸的是，巨大的资金缺口，不仅使得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的发展非常艰难，也令各地区治霾工作的推进困难重重。
自有资金严重不足
“现在是11月28日下午4点，石家庄市的AQI(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了378，严重污染。即便是夏天，空气质量还不错的时候，保定的AQI也会达到200多。那么，今年9月的‘阅兵蓝’又是怎么实现的?实际上，当时京津冀地区的AQI之所以能够维持在50左右，是因为河北省6000多家企业停产、限产，大量扬尘点关闭。企业不停产，空气质量指数能不能达标?这就是我们企业要解决的问题。”首创思泰意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洪利在“绿色金融与治霾产业”峰会发言时说。
首创思泰意达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致力于无组织粉尘排放源头治理的企业。而无组织粉尘排放，正是引发雾霾的主要污染物之一。近十年来，随着法制建设逐渐成熟，标准一再提高，环境执法愈加严格，首创思泰意达的业务扩张迅速。“冶金、火力发电、煤化工、建材、城市建设扬尘……凡是有散杂货粉尘的地方，都是我们的治理对象。”石洪利说。
取得了十余项填补国家空白的专利技术，开辟了相当规模的业务量，首创思泰意达的发展看似顺风顺水，但其实，石洪利也有自己的烦恼。“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正在和北京市的几个区政府谈城市扬尘(建筑工地、垃圾填埋等)治理的合作。他们提出，每个区每年给我两三千万元购买环保设备。但其实，仅仅治理这几个区的扬尘，我的设备投入就要将近几个亿，我的自有资金远远不够。”
缺钱，这也是整个绿色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过去一段时间，投资于环境治理、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绿色建筑等绿色产业的资金太少，绿色项目的融资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原因就在于，许多绿色项目的盈利不高。”马骏说。
兴业银行环境金融市场部开发处处长陈亚芹也告诉《经济》记者，环保产业的需求是刚性的，稳定程度也比较高。但同时，“环保项目的前期投资比较大，投资回报期比较长，收益率比较低，总体来讲属于保本微利型，市场化运作还存在不少挑战”。
即便是在上市公司这样融资渠道相对畅通的市场里，绿色产业的融资成本仍然明显高于市场平均水平。中德证券针对上市公司2015年三季报业绩的分析发现，与沪深300(剔除银行股)相比，绿色产业公司在营业收入增速和净利润增速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资产负债率低于平均水平，净利率则较高，但绿色产业的财务成本确实高于沪深300。“这也说明，绿色产业融资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行业研究员陈鹏说。
政府资金杯水车薪
在自有资本不足，而社会资本又不愿意或者难以进入的情况下，治霾带动的万亿投资需求又该如何落地?
有观点认为，绿色产业的发展应当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推动，在大气污染环境治理领域自然也不例外。而“大气十条”实施以来，中央财政也确实投入了相当的专项资金。在2013年和2014年，分别有50亿元和100亿元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资金安排给各地，但各地方跟进的速度却相对缓慢。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张力小的一项调研显示：“大气十条”实施以来，中央政府向河北省投入了116亿元资金治理大气污染，河北省级财政配套投入16亿元，但县市投入几乎为零。
在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杨智明看来，治霾产业固然依赖政府驱动，但这种驱动更多体现在法律法规建设、行业排污标准制定以及严格监督执法的层面。“到2017年，全国治霾产业的投资需求将达到1.84万亿，仅京津冀周边就需要投入2400亿元。财政资金实在是杯水车薪。”
“单靠财政来发展绿色产业是不现实的。”马骏说，各种研究表明，未来每年绿色投资的需求在2万亿元和4万亿元人民币之间，而政府财政每年只能拿出3000亿元左右投资于绿色产业。即使用保守估计的每年2万元亿绿色投资需求作为基数来计算，财政资金最多只能提供15%的绿色投资。“也就是说，85%以上的绿色投资必须来自社会资本”，马骏说，必须尽快建立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动员和激励社会资金投入绿色产业，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动我国经济、能源结构的绿色化转型。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2013-2017)实施的投融资需求及影响》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副主任董战峰则强调，“当务之急，还是地方政府尽快完善‘大气十条’投资的预算支出机制，保证政府性投资规模。”
但他也认为，确实十分有必要拓宽和完善“大气十条”实施的投融资渠道。“尽管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投入逐渐增加，但单纯依靠政府资金和现有融资渠道，还难以满足‘大气十条’实施的资金需求。”董战峰说。
金融为治霾资金“加杠杆”
“我们不是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凯迪生态环境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林芝向参与“绿色金融与治霾产业”峰会的金融机构代表说道：“这确实是一个蕴藏着巨大商机的多赢时代。”
凯迪生态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关注污水处理，并逐渐涉足脱硫脱硝除尘设备、火电厂EPC建设等领域，2005年开始将业务转向生物质发电和秸秆产业化综合利用。
“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已经明确禁止农民焚烧秸秆。而对于生物质发电，国家规定电网必须按照0.75元/千瓦时的价格进行保障性收购，发多少收多少。这是一个原料供应和销售都不用发愁的时代。随着技术创新，我们的能源转换率可以再提高到34%，原来1.7公斤秸秆发一度电，现在我们做到了1.1公斤就能发一度电。”李林芝说：“这是一个资本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我们一直奔波于各种金融机构之间。现在，政策、技术等方面都已经发展得相对完备，我们希望金融机构也能参与进来，一同支持绿色项目的发展。”
金融机构参与支持环境友好型的绿色项目，已经是环保界和金融界形成的一项发展共识。
今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其中第45条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我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其中，针对绿色信贷、绿色产业基金、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等多种绿色金融投资产品，都提出了相当明确的发展思路。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看来，这将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向绿色产业配置资源的动力，减少金融体系向污染型产业的投资。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国家的战略，各类金融机构也开始探索发展自身的绿色金融产品，以期为有限的财政资金“加杠杆”。其中，首只中资银行绿色债券的成功发行，无疑增强了我国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项目的信心。
绿色债券：小荷才露尖尖角
2015年是中国绿色债券元年。10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同时发行了以人民币、美元计价的双币种绿色债券，总计规模10亿美元。这是首个中资银行发行的绿色债券。
与一般债券不同的是，绿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绿色环保产业，特别是符合国际绿色债券标准的绿色环保产业。
“对于中国的金融机构而言，绿色债券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全程参与了绿色债券发行的中国农业银行金融市场部处长李洪良说。据他介绍，农行此次发行的10亿美元绿色债券吸引了140多家金融机构认购和投标。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欧洲，特别是北欧专门从事绿色资产和绿色债券投资的金融机构。“这说明，国际金融市场对于绿色项目十分认可。”
据了解，农行此次发行的10亿美元绿色债券中，包含6亿元2年期人民币计价债券，票面息率4.15%，认购规模达到55亿元，超额认购倍数9.16倍;余下9亿美元计价债券的认购规模也达到了40亿美元，超额认购倍数4.44倍。
“这次绿色债券发行前，我们在欧洲和亚洲做了路演。在欧洲，会见了大概二三十家金融机构。说实话，在路演之前，国际金融机构对于绿色债券的看法如何，我们心里根本没底。但是过去之后，我们发现，欧洲的金融债券市场确实非常关注绿色债券。”李洪良说。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绿色债券部高级经理李菁告诉《经济》记者，自2007年国际金融公司(IFC)发行第一只绿色债券起，至今年10月底，全球已经发行了501只绿色债券。在2014年，绿色债券的全球发行总额369.5亿美元;而在2015年，仅统计至10月底，全球发行总额已经达到394.6亿美元。“发行绿色债券所募得的绝大部分资金，被投放在能源领域，大约占比38%，建筑及工业占比28%，交通运输、水处理、废弃物处理、农林业等也有相当的占比。”
和传统债券对比，绿色债券的利率优势十分明显。“以欧元市场为例，同一个发行人，相近的发行日期、发行规模和发行价格，绿色债券的利率明显比传统债券低。欧元市场上绿色债券的最低利率曾经低至1%，美元市场上，近一段时间的最低利率曾经低至2.125%。”李菁说。
除了金融机构以外，企业和地方政府也可以发行绿色债券。而在李菁看来，绿色债券对于后两者也将起到积极作用。“对于企业发行人来说，可以解决资金缺口、错配问题，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对于地方政府发行人来说，绿色债券的发行能够适应国家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建设、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要求，同时支持地方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因此，李洪良也希望，国家能够在政策上、经济上给予绿色债券一定的优惠条件。“农行这次发行绿色债券，其实并没有获得任何政策上、经济上的倾斜，更多是出于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我认为，在绿色债券刚刚发展的时候，相关部门和机构可以在登记托管、交易流通以及其他服务过程中，给予它们一些费用减免。这对于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培育将是莫大的鼓舞。”
股权融资：花开堪折直须折
“我们注意到，从2013年至今，光伏运营企业只要公告了再融资预案，股价就会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而且部分股价上涨还是非常可观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行业研究员陈鹏告诉《经济》记者，这说明，投资者对节能环保类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股权再融资是非常认可的。
中德证券成立于2009年，近年来承销了包括格林美、节能风电上市，海润光伏定向增发等大量绿色产业项目。长期专注绿色项目融资的陈鹏发现，绿色产业相对集中的新能源、环保板块的PE估值，总体来看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绿色产业公司进行股权融资的成本会相对比较低。”陈鹏认为，在当前阶段，绿色产业公司应该尽可能多地利用股权和债权融资的方式，以调整自身的资产结构。
“经过我们的粗略测算，到2020年，新能源、环境修复、污染治理等领域的投资需求将达到22万亿元。如此庞大的融资需求，需要整个金融体系的支持。”陈鹏说，债权融资也将帮助地方政府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尽快推进区域污染治理。
2011年，国务院出台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中央也以湖南省为试点，安排了专项资金从污染源控制与存量治理两方面着手解决土壤污染问题。但据陈鹏介绍，以湖南郴州为例，“截止到2012年7月，25个治污项目资金到位率仅有54.39%，其中中央预算资金4.4亿元已经全部到位，但地方政府投资部分仅到位35.9%”。受资金不足影响，郴州上述25个项目到2012年7月无一通过验收。
为了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湖南省政府以发行专项治理债券的形式，将治理后的土地转让收益作为产品收益，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解决了相关资金筹措问题。“目前已经发行了7期，合计发行转向债券105.5亿元，对当地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起到了非常好的带动作用。在我们看来，这个案例，对于地方政府有相当的参考、借鉴价值。”陈鹏说。
融资租赁：长风破浪会有时
在西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震民看来，正在中国市场急速扩张的融资租赁业务，也将极大地推动绿色环保产业的发展。
“与传统的债权融资不同，融资租赁与动产、设备、固定资产紧密结合，其交易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必须投向实体经济。融资租赁对于节能环保产业设备采购、经营的支持力度是比较大的。”刘震民说。
融资租赁与信托、证券、保险、银行并称五大金融工具。在欧美地区，融资租赁的市场渗透率超过20%，仅次于银行。
在融资租赁的过程中，出租人，也即租赁公司，将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租期届满，租金支付完毕并且承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履行完全部义务后，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的或者约定不明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仍然不能确定的，租赁物件所有权归出租人所有。
简而言之，在企业购买新设备和老设备变现的过程中，融资租赁将有效改进客户的资产负债表。“选择融资租赁以前，企业的非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比较大，通过融资租赁，可以降低企业的流动负债，扩大流动资产规模，对企业的财务起到贡献。”刘震民说。
上世纪80年代，融资租赁被引进我国。由于监管部门的不同，我国将租赁业务分为外商融资租赁、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前两者视同一般工商企业，归商务部管理，后者比照非银行金融机构，归银监会管理。
2007年以来，我国的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业务开始大规模扩张。截止到2015年6月，融资租赁和金融租赁的合同额达到了3.6万亿元，公司数量3180多家，注册资本规模超过1万亿元。
而我国的金融租赁公司虽然在数量上难以与融资租赁公司匹敌，但是由于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性质，在业务范围和业务规模上优势明显。截止到2015年9月底，银监会审批的金融租赁公司数量达到39家，注册资本总额1259亿元，合同总额达到1.5万亿元，接近3.6万亿元的一半。“总体而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融资租赁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刘震民说。
治霾带来新经济增长点
污染大省河北正在绞尽脑汁地摘掉这顶“黑帽子”。
河北省环保厅副厅长杨智明向《经济》记者介绍，近年来，河北省以宁可“伤筋动骨”也要“脱胎换骨”的勇气和决心，先后开展了钢铁、水泥、电力、玻璃、焦化等五大行业污染治理。淘汰黄标车150多万辆，取缔分散燃煤锅炉，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省电力企业超低排放。“一系列减煤、治企、控车、增绿为标志的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应当说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国家环保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河北全省PM2.5平均浓度为69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同期下降了33.7%;全省平均空气优良天数164天，比2013年同期增加了55天;重污染天数20天，比2013年同期减少了42天。
不可否认的是，河北省在结构调整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治理雾霾、发展绿色经济方面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与其他许多地区相比，河北的重工业占比更高，治理空气污染的压力非常大。“2014年，河北省为了节能减排、化解过剩产能，全年压减炼铁1500万吨、炼钢1500万吨、水泥3900万吨、平板玻璃2500万箱。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来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而主要依靠限制性手段来关停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就可能造成很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乃至失业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说，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大背景下，如何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稳定经济增长，是政府和企业、环保界和金融界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国际绿色经济协会执行会长邓继海看来，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法》正式施行后，包括燃煤、钢铁、机动车、扬尘及农业等五大领域的污染治理技术市场将迎来大发展。
“集合了环保技术、能源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建筑绿色化技术、工业改造技术等各种业态的治霾产业，并不是一个特定的行业界定，而是各行业为了应对雾霾衍生出现的产业集群。比如，燃煤锅炉的升级改造、煤改气、煤改电、热电联产等燃煤污染物治理，烟气治理、除尘净化、脱硫脱硝、VOC(挥发性有机物)捕捉等工业源污染治理技术，以及燃油品质提升、秸秆产业化综合利用等领域的防治。”邓继海说。
但是，这些产业能否真正获得发展，还有赖相关政策的扶持。
2014年全年，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在内蒙古开展了一整年的秸秆产业化试点工作。“2013年之后，煤炭价格一落千丈，只有200多元/吨，而替代煤炭的生物质燃料，仅秸秆的收储成本就高达300元/吨，相关产业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邓继海说，在此情况下，不少中国的生物质燃料生产企业开始瞄向了韩国市场。“因为韩国市场全面禁煤。当没有煤炭比价的情况下，新型的生物质能源自然产生了市场。我们认为，这次巴黎气候大会过后，降低煤炭消费和替代煤炭消费的新技术，将迎来产业发展的春天。”
中国清洁空气联盟秘书处主任解洪兴也告诉《经济》记者，未来一段时间，尾气末端治理及清洁工艺、空气质量和污染监测及分析、绿色交通技术、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工业与建筑能效技术、空气污染防护技术等产业领域将获得较大发展。
值得警惕的是，各项绿色技术，可能在市场化和大规模应用的发展过程中陷入“中等技术陷阱”。
“从2006年起，中国开始大规模推行节能减排。而固体废弃物处理、污水处理、能源管理、节能改造等项目工程的合约期大致是6-10年。过去十年间，已经签订的各类合同纷纷在2014-2016年到期，但是技术的替代，远远早于合同到期，有些甚至在合同签订后一两年就发生了。”邓继海说，市场化机制和规模化发展一旦开启，新型的技术要进入原本的供应链和资本领域将非常艰难。因此，在治霾产业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中，避免绿色技术陷入“中等技术陷阱”，将是对绿色领域技术投资的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