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发生的东北和京津冀地区空气重污染令人又开始质疑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成效。
11月16日，在亚洲空气中心《大气中国2015: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报告发布会上，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教授表示，环保部正在组织第三方对大气十条实施的中期效果进行评估，预计将在明年两会前形成报告。
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了大气污染防治十条措施，提出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优良天数逐年提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近期东北和京津冀地区的空气重污染又让公众对污染治理效果和能否达成目标产生了质疑。对此，贺克斌表示，如果各地将减排工作做好，气象条件不帮倒忙，是有可能实现目标的。
城市空气质量管理能力差异巨大
11月17日，环保部通报称，东北地区空气环境质量已好转，东北三省各地市均已解除重污染天气预警。
从11月6日到17日，东北地区持续陷入雾霾袭击，该地区空气质量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城市，一度从10个扩大到21个。11月8日，沈阳PM2.5均值一度达到1155微克/立方米，局地雾霾指数一度突破1400微克/立方米。
事实上，从年度来看，东北并不是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地区。根据环保部每月发布的《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邢台、唐山、邯郸等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几乎每次都会登上空气质量最差10名的榜单。
在本次东北发生空气重污染后，京津冀地区也发生了空气污染。“整个京津冀地区在秋冬交界的时候，会出现风速小、湿度大的气象条件，再加上京津冀地区污染排放强度大，就形成了有利于沉霾的气象条件。”贺克斌介绍，事实上2013、2014年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尽管这种“重感冒”式的污染让人怀疑治理成效，但监测数据显示，治理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
报告显示，与2013年相比，2014年，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一氧化碳5项污染物均实现了平均浓度下降，空气质量改善效果初显。其中，3个重点区域的空气改善效果最为明显。以京津冀区域PM2.5为例，平均浓度同比下降至93微克/立方米，下降幅度为12.3%。但是，在按照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展监测的74个城市中，2014年仍然有近九成城市空气质量不同程度超标，主要污染问题是颗粒物污染。
此外，臭氧浓度整体略有上升，作为首要超标污染物的天数增加。与其他5项污染物相反，臭氧成为唯一不降反升的污染物。2014年，74个城市臭氧平均为145微克/立方米，同比上升4.3%;达标城市比例为67.6%，同比下降9.4%。以珠三角地区为例，其整体空气质量较好，被认为有望首先达到新标准，但是臭氧污染已经成为困扰这一区域的主要问题。
贺克斌教授表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突出了以PM2.5下降为目标，减排的一次污染物包括了形成臭氧的主要前体物VOCs(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氮氧化物。下一阶段实施中，应更加注重多污染物协同减排。”
报告指出，2013~2014年期间，控煤、减车、提油三大核心措施掷地有声，城市空气质量排名、签订责任状、约谈地方领导等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落实保驾护航。区域协作和基础能力建设也更加受到重视。京津冀和长三角区域协作机制初步建立，地方首次尝试突破行政藩篱，在治污上互助协作。全国监测网络建设完成，部分城市通过开展源解析与源清单编制工作，向科学决策迈出了重要一步。
据贺克斌介绍，2014年，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下降了12%，上海市PM 2.5浓度下降了16%。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两年多来，地方落实情况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许多中小城市希望学习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同时，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大气污染问题，希望了解中国大气污染治理进展和经验。除此之外，作为第三方独立机构，我们编制这份报告可以让全社会更好地了解、支持并监督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执行与实施。”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总监付璐解释了编纂这份报告的原因。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Clean Air Asia)是一家国际非营利性机构。2001年由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共同发起建立。2005 年，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与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合作，在中国建立了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网络。
东北不是污染最严重的
报告发现，与重点区域、尤其是东部领先城市相比，东北、中部与西南城市群的整体治理能力水平还不足。东部发达城市的政策更为细致、治理措施更为丰富。
“举办过大型活动的城市，比如举办过奥运会和APEC峰会的北京，世博会的上海，亚运会的广州，大运会的深圳，青奥会的南京，世界财富论坛的成都，都有空气质量保障工作的经验。”贺克斌表示，这些城市在确定举办活动后，都会请环境专家帮助研究分析污染原因和制定空气质量保障办法。
此外，2013年和2014年，中央财政分别拨款50亿元、98亿元专项资金用于大气治理。“中央资金支持、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环保意识较强，北京和上海等东部城市整体的空气质量管理能力遥遥领先。” 付璐介绍。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东北及中西部城市的环保部门都表示大气难治，一是缺乏科学指导，对于如何有效组合多种政策措施达到最佳治理效果并不清楚，二是来自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压力更大。”付璐介绍。
“现在国家对VOC治理要求是比较严格的，也逐渐的提上日程，但对很多东北城市和一些北上广深之外的二线城市来说很难，因为它们刚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缺乏科技指导。比如，在VOC治理的时候需要对很多石化行业使用的储气罐上加一个顶，有的企业就说加了这个会爆炸，环保部门没有这个技术储备，很难应对是不是真的会爆炸，也没有办法给企业提供这个具体的指导。”报告主要撰写者万薇博士表示。
此次东北空气重污染，除了一些企业违规排放之外，并不是所有的居民都是集中供暖，自家使用小锅炉燃煤供暖的为数不少。并且，每年这个时候，东北地区都会出现大量焚烧秸秆的现象。
“秸秆焚烧可以在气象条件好、有利于扩散的时候统一组织，这样就不会因此造成严重污染。”贺克斌表示，东北地区环保部门有治理污染的决心，但是不知道怎样的动作才有效果。
要有效的治理污染，在贺克斌看来，一定要做好污染源解析、编制好源排放清单。而要做好这些工作，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大气室主任段玉森介绍了上海大气污染监测体系建设的经验。他说：“对于空气质量监测、大气源解析等技术性工作，人才队伍的建设很关键，包括了解传统业务的监测人才、了解大气化学的源解析人才以及了解气象学的预测预报人才。同时，我们还需要懂政策的人才，为数据管理提供支撑。此外，源解析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大气、水、生态等污染源都与大气污染排放密切相关，所以，就需要综合各方面人才组成一个专业团队。” 上海市2003年就开始源排放清单编制。
“大气污染控制及目标的制定和实施，要同时兼顾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和目标、大气污染的社会经济和人群健康损失和影响以及污染控制成本、民众对于环境及其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现实意愿等诸多方面。现实中，空气污染带来的人群健康和社会经济影响的综合社会成本，以及污染控制的效益尚没有很好地纳入到空气污染治理决策过程中，导致地方的污染防控路线不清、措施不明。”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认为。
张世秋解释，这是因为我们通常在直觉上感觉到的社会经济损失和实际上应该评估的环境经济损失有一定的差异，此外，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决策是基于物理指标，很少想到环境污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大家都是单方面想污染控制需要多少成本，但是很少会去想因为花这些钱可以避免多少成本。
“这样就可能就错失一些治理的良机。”张世秋表示。
对于2017年能否达到大气十条提出的目标，张世秋表示，我们愿意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什么样的消费模式;而每个个体，包括企业和政府愿意用多大的力度治理污染，环保执法力度如何，都决定了2017年的目标能否实现。
为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日前，环保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的实施意见》，强调各级环保部门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衣、食、住、行等领域的生活方式绿色化，倡导公众人物履行社会责任，适时推出绿色生活形象大使，引导企业采用先进的设计理念、使用环保原材料、提高清洁生产水平，促进生产、流通、回收等环节绿色化。
除了健全法律法规、制定激励政策和扶持措施鼓励绿色生产和消费外，环保部还将制定统一的绿色认证标准，加强绿色产品的标识管理，强化对绿色产品的监测、监督和管理，推动绿色产品生产和绿色基地建设，同时建立绿色产品营销体系和绿色产品追溯制度，对假认证伪绿色产品予以严厉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