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城市如何走出一条有着自己特色的转型之路?在江苏,唯一的资源型工业城市徐州正在回答这个问题。
除了江苏省级层面的支持外,徐州另辟蹊径选择了与德国鲁尔地区合作,成立了中德能源与矿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下称“中德中心”)。
中德中心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研究单位,由新能源研究所、节能减排研究所、矿区生态环境研究所和工程师培训中心组成。
合作主要在于两方面:煤矿塌陷区的治理,恢复生态环境;东方鲁尔工业园。因此,中德中心的主要负责人有两位:中国矿业大学校长葛世荣和徐州市政府市长。
事实上,徐州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主要在于煤矿等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以及对原有采矿塌陷区的生态治理和恢复。
“中国资源消耗很厉害,现在很关心采矿,但煤矿采完之后这个城市可持续发展怎么办,资源环境方面的约束怎么办,我们必须要破解这个难题。”中国矿业大学校长、中德能源与矿区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主任葛世荣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中德中心不仅仅要为徐州转型服务,亦要做长远打算,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服务,探索出一条路子”,葛世荣表示,因为矿大在采矿工程、安全工程、矿物加工工程三个方向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矿大有‘国字牌’,因此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矿区
《21世纪》:对徐州的矿区生态修复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葛世荣:首先是技术层面的研究,回答地表稳定性问题。通俗说就是要确定这100平方公里的煤矿土地沉陷区的土地,哪些地方还正在塌陷还正在沉降,哪些地方已经不沉降了。
这与经济普查有点类似,最耗费时间和精力,因为资源卫星的图片只能反映地表形貌状态,地表稳定性反映得不太精准,我们必须实地测量。经过测量和地质评估,我们才能确定,哪些地方可以盖楼房,哪些可以做工业用地,哪些地方做湿地公园,哪些地方做农田等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规划设计意见,请其他机构做评审,最后让政府综合考量,发挥效益。
《21世纪》:中德两国的合作,德方是如何开展工作的?
葛世荣:德方专家更多的工作是咨询和研究合作,由于德方专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因此到徐州工作时间不是很固定,一般为几个星期的实践,不能长期来华工作。
我们会根据德方的需要,给他们传送一些基础资料,他们再把意见返回来,如此反复,可谓是利用网络的远程合作,这样会节约成本,也比较适合双方。
《21世纪》:之前中德双方曾在南京就合作进行了一次深入交流,我在现场看到,中方强调规划而德方认为应该先派工程师把事情做起来。
葛世荣:这只是理解上的差异。
德国人做事比较严谨,比如就煤矿塌陷区的地理位置、水系、土壤破坏程度等情况,他们希望亲自到现场做勘测。而如果重新做调查,这项工作可能得花个3年4年。
事实上,中方可以通过国家资源遥感卫星对徐州地区地质情况进行分析,矿大多年来也有大量积累。不过德方不太理解。(笑)
目前,中德合作项目是要快速推进的,相关的一些地质调研资料中方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不过,中德中心来的都是教授,学术无国界,大家讨论起来还是很畅快的。
中德双方做规划是好做的,但是接下来工程施工推进的时候,德方要不要投入?当然德方肯定会来专家指导,但怎么做就要进入深层次的探讨了,现在还没有讨论这些事情,目前最重要的还是作出一个好的规划。
《21世纪》:我看到一份资料里说,通过这次矿区土地治理,徐州甚至可以成为土地富裕的城市。现在,你能具体谈下么?
葛世荣:我们这次规划治理的煤矿塌陷土地面积约为100平方公里。通过中德双方的努力,按照国家和省市的政策,其中一部分地基稳定的土地可以用作工业和商业用地。
现在,徐州南部土地开发基本饱和,治理北部煤矿塌陷土地既可以改变生态环境,还可以增加土地储备,从这个意义上讲,徐州这项行动是打造富美徐州的重要举措了。
治理修复重在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
《21世纪》:这次修复与历史上的尝试工作有什么不同?
葛世荣: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储备,国土资源部实施的多个煤矿塌陷区的示范区项目都是由矿大承担的,这包括了在淮北、徐州以及中西部等不少城市。
原来只是局部性或区域性的,规模不大,一个村、几个村或者一个乡,没有统一整体的规划。这次是一个省辖市的范围,需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就更多了。
过去的统筹规划意识不够强,只是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去做,该保留的保留,该做鱼塘的做鱼塘等。现在强调的全面规划,首先做全盘设计,这相当于一个徐州市北部地区的城市规划,包括城市功能定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态环境的恢复,可以说是新农村和新城镇的一个新的规划。
这次工作已经跳出了我们原来的所谓的土地修复概念,这是我们在借鉴德国鲁尔区的经验、理念之积累上,双方结合起来的设计。
从徐州北部塌陷地的水系看,经双方研讨,我们将水定位成规划的灵魂,这样徐州北部也可谓是一个水乡了。省与市领导都认可这个概念。
《21世纪》:整个徐州煤矿塌陷区的治理修复,对于全国的资源枯竭型城市来说,是否可以起到一个示范的作用?
葛世荣:徐州煤矿塌陷地的治理修复,仅从如此巨大的面积来看,这是全国之前所没有过的。我国当前有60多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他们都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除了技术层面之外,扶持政策如何制定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举个例子,煤矿塌陷区治理后的土地归属和开发权益问题如何界定,这样的政策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中德合作生态示范区就是要研究塌陷区环境修复的鼓励政策、优惠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比如在德国鲁尔区,实施的是一个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环境保护持续政策。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德合作的示范意义和探索性、实验性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重点是解决“三矿”问题
《21世纪》:按照你的说法,塌陷区生态治理恢复中,我有一种感觉,你们并不特别强调技术层面。
葛世荣:我刚也说了,如同德国鲁尔地区一样,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和支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认为这更重要。
塌陷区是由采矿导致的,说到底,是“三矿问题”,即矿区、矿工和矿山。
矿区属于城市或者说是矿城;矿工就是安全问题,生活环境问题、素质问题以及他们的子女教育问题;矿山是技术发展问题,安全管理问题,生产问题等等。而矿区矿城实际上就是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了。
矿区,像徐州地方经济相对比较好些,可以做旅游规划或生态区规划。而有的地方很偏僻的,做旅游就不行,可以变成单独的生态修复问题,可以为周边地区提供资源和生活环境资源来规划。
因此,每个矿区城市的生态修复模式不尽相同,徐州是一种模式,其他城市可能就是另一种模式。要宜建则建,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林则林,宜渔则渔,把徐州北部地区做到“五宜”的理念上,而不是强行扭过来。
回到我开始和你说的,这其中的关键还是要看机制,比如说我要弄一个湿地公园,这是公益性的投资,应该允许投资方投资之后自主经营。机制决定规划,每片修复土地的开发功能都不一样。我们先把规划拿出来,经过评审批准才可以实施,分片分步组织修复。
我觉得我们国家要像关注三农问题一样关注三矿问题,关注三矿因素带来的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这样才能均衡发展、统筹兼顾。
事实上,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更加重要,因为煤炭能源是一次性的,因此转型要更加关注利用,提升载体产业和其产品的质量档次,这样才能走在前列。
我要强调的是,中德中心的另一个作用是,要在塌陷区生态修复和可持续政策上,培养人才,不仅仅是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