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的古代园林都分布在亚洲帽檐地带，美洲、南亚、北亚、大洋洲及埃及以外的非洲地区则完全没有。原因何在?每当乘飞机掠过中亚的草原、山川、森林时，我总会申请一个靠窗座位，在领略这些壮丽景观的时候，我逐渐认识到了这些山河大地对园林的影响。
我的假设是，园林建设的艺术起源于这一片游牧与定居生活方式交互影响的地区。游牧之神(仅存在于语言学分析之中)与自然现象密切关联，她们容纳着天空、曙光、山河和大地。
当游牧者转向定居，他们对野外景观的热爱延续了下来。以伊朗为例，雅利安定居者们打造出一种称为“paradise(天堂/乐园)”的空间类型。这可能是一片墙体围拢的封闭猎场，其中充满珍奇的动植物。在欧亚大陆“园林帽檐”的其他部分，也出现了类似的围拢场所。我们称之为猎苑，但它们也有举办典礼、教化民众、弘扬宗教等功用。这一点体现在伟大的中国景观园林的相关记录中，也体现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对于“paradise(天堂)”一词的沿用上。古代园林让国王们回想起祖先曾居住和漫步的野外山川，比如“巴比伦空中花园”，它为一位美丽的情妇所建，后者身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但渴求一座波斯“高山草原”式的园林。定居者的园林会同时反映出蛮荒和文明的特质。至今，这两种形态仍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叹的对象。园林则有时被形容为第三自然。
根据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创世神话，万物起始于一片黑暗的水世界。神祗创造出土地、阳光和生命，然后被供奉在由台基、水塘、植被、建筑和平台构成的圣所内。这些元素也是最早的符号景观和构成元素。再加上天空，这些元素仍是当今园林和景观设计的组成部分。公元前3000年后，伟大的园林开始出现在中亚的帽檐位置。它们占据了一个带状区域，向西延伸至欧洲，向东延伸至中国。这是一片交融地区，是马背民族和农民相遇的地方，在这里，符号性的园林和景观设计诞生了。在我的定义中，园林和景观设计就是编排地形、植被、水文、路径及建筑的艺术，在自然力量与人类需求间把握平衡。古代的设计目标是commoditas(实用)、firmitas (牢固)和venustas (美观)，其中的美观在英语中常被译为“delight(愉悦)”，以指代最早的对应维纳斯的神祗——苏美尔的伊南娜神的品质。
“Asia(亚细亚)”一词源自希罗多德，他用其来指称安纳托利亚地区，后者至今仍是东西方的交汇点。这个词可能来自阿卡德语，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如今，欧亚之间的分界线从安纳托利亚向北延伸至乌拉尔山脉。在这条线的南端周围，农业、城市、园林都得到了发展，中亚人驯化了马匹。北方人则未经开化，但他们发展出的理念和技术，随着二轮战车一起，侵入了中国、印度、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在亚洲西部，有一条弧形狭长地带，犹如一弯新月)以及欧洲。“思乡的游牧民族”似乎建造起围拢场所来表现神祗所栖居的原始景观;而“骄傲的定居民族”则似乎通过建造园林来表现源自神明的抽象理念，这些理念让文明成为了可能。如此，园林便可象征狂野的自然和文明的自然——天神和地母的疆域。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游牧民族，相信先有鸡才有蛋，发展出作为符号景观的自然园林。
●农民和定居者，相信先有蛋才有鸡，发展出几何式(规整的)园林，呈现为设有围墙的灌溉果园。
●珠穆朗玛峰：亚洲外围的园林设计受到关联着精神世界的野外风景的影响。
●伦塔波尔堡：周围环绕一座君主的猎苑，体现了对定居和狂野自然的双重追求。
“规整的”园林反映了神明创世时和人类建造园林时采用的基本几何造型(“蛋”)。其中涉及直线、长方形、圆形、几何立方体，以及自然力，比如通过重力来调遣和分派水的神迹。“规整的”和“自然的”园林，均出现在亚洲帽檐地带的定居区域。一些定居者来自南方，另一些从北方而来，我会将符号景观的出现归功于后者。在定居区域，园林平衡了蛮荒和文明的呼唤。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两个方向的拉扯。每当安定下来，我就蠢蠢欲动想要旅行;旅行途中，我又思念着故乡。而只要在园林里，不管身处世界各地，我总能感到一种安宁。也因此，我偏爱做客花园酒店，偏爱居住在有庭院的房子里，偏爱在有花园的木屋中度假。
通过《国家地理》的基因迁徙项目，我了解到祖先的流转路径。我的父亲一支从东地中海地区起步，向西北进发，穿过安纳托利亚，穿过巴尔干半岛，来到了英格兰。而母亲一支则来自更东方的地区，经过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向南转入阿尔卑斯地区，再向北转入德国，最后定居英格兰。有趣的是，我对园林史的研究正好沿着一条相反的路径进发，如此30年后，又从埃及一路向东行进。我对于园林和景观设计中的宗教、哲学、艺术方面的志趣，部分源于我的外公亨利·穆伦(Henry Meulen)，部分源于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亨德森(G. P. Henderson)教授。后者为我打开了通往美学和宗教哲学的大门。他还邀请尼恩·史玛德(Ninian Smart)举办了一系列讲座。亨德森对拜占庭艺术的教化作用有浓厚的兴趣。我外公称其祖上七代都是无神论者，他的家族在17世纪的宗教战争中遭到许多迫害，他也因此得出结论：宗教“绝非善物”。这种无神论思想让我成为家族中第九代的怀疑论者，不过，鉴于我们对于“何为/为何/如何”的兴趣都是与地球上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二人都算是“有信仰的无神论者”。在对哲学、伦理、艺术、设计以及自然科学的探讨中，以上这些问题浮现了出来。在此需要说明一下，作为谨言慎行者，我外公将自己归类为不可知论者，而非无神论者。
费舍尔男爵(Lord Fisher)支持了一次失败的亚洲入侵，那是在1915年的加里波利，他曾宣称一个人永远“不要反驳、不要解释、不要道歉。”但他是海务大臣，而我作为谦恭的写作者，还是愿意在前言中表明我的歉意：为我在亚洲语言方面的欠缺道歉。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和不足，我走访了书中提到的多数场所，拍摄了大量照片，也大力挖掘了伦敦丰富的图书馆资源。文中包含了一些无法转译成英文的音译词。对此，文献学(语言学)方面有一套成熟的系统，借变音符号(口音)来指示不同的声音。但为了避免伤及可读性和趣味性，同时也因为此类系统在准确度上的欠缺，我并未使用这些符号。文中的非英文词汇全部用斜体标出，我会解释它们的意涵，并介绍文字的语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许多词汇并无确切的英文对应，对语源的说明则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在园林史研究方面，不管读了多少资料，亲身走访都不可或缺。举例来说，我脑中有两幅关于苏州的画面，但至今我依然很难将两者搭配起来。其中一幅源于我到访这座城市之前。画面中是一座慵懒的城市，建筑低矮、水道狭窄、运河上雾气升腾，四处是翠绿成荫的静逸园林。另一幅画面则是一座繁忙的都市，阳光刺眼、道路宽阔、四处林立着现代方块建筑。想象中的苏州园林阴翳、宁静，稍显古怪。走访后却发现其中光照明亮、人声鼎沸，留有高度的设计痕迹。我之所以会产生如上误解，或许因为相关园林的照片往往拍摄于清晨时分。摄影师都偏爱清净的时刻和柔和的光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