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秋冬季，京津冀及周边开启雾霾模式，在刚刚过去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华北地区两遇持续多日的重污染过程。
在环保部每月的74重点城市空气质量后十名的名单中，京津冀地区常常占据十之六七。有专家指出，京津冀地区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最近港媒称，中国官员在广东的一个环保论坛上承认，中国在几乎所有空气污染类别中都排在世界首位，包括二氧化硫和一氧化氮，碳排放也是如此。
而雾霾的治理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资金投入上就存在缺口，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要在明年之前实现中国减少污染的目标，需要投资1.75万亿元。
中央政府承诺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为1.5%左右，但近几年真正投入环境保护的没有那么高，大致只有1%左右。
此外，现有的许可证制度尚未纳入所有污染物，比如重金属和某些有毒化合物，而这些物质都会威胁到环境和公众健康等等。
近日，来自清华大学与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在它们的报告《燃煤和其他主要大气污染源所致的中国疾病负担》中指出，全球有290万人的过早死亡可以归因于PM2.5，更为具体的数字是中国因为PM2.5污染问题导致的过早死亡规模达到91.6万人。
那么，雾霾到底来自于哪里？研究者们认为，燃煤恐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总计超过40%的PM2.5来自煤炭。
在中国，煤炭始终占据着主导者的角色。英国石油公司公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煤炭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比高达64%，在全球煤炭消费总量中首次超过50%。
这意味着，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已经超过全球其他所有国家煤炭消费的总量，对于煤炭的依赖使得雾霾问题的解决变得异常艰难。
工业燃煤是所有燃煤中最为主要的污染来源，近15.5万人因此死亡。另外受到火电厂燃煤影响的人数规模也高达8.65万人。而受家用燃煤影响导致过早死亡的人数据估算达到17.7万人。
除去燃煤，复杂而臃肿的城市交通状况也加剧了问题的影响，这一因素造成了13.7万人的健康受到冲击。其中，汽车尾气是造成PM2.5超标的重要原因。
在北京，严重的交通拥堵让公共运输工具及规模庞大的私家车行驶缓慢，它们共同构成了持续且稳定的污染源，但政府官员、汽车制造商、油气公司在关于排放标准的制定上仍然争执不休，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需时日。
那么，PM2.5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总的来说，PM2.5的影响已经不局限于生态领域，它也许会产生更多的连锁反应。
例如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趋势，人们对空气污染的反应更加敏感，空气中细微颗粒物造成的死亡案例可能将继续增加，报告显示，预计到2030年健康负担还将增长。
另一方面，严重的空气污染正在逼迫年轻人逃离。对一个城市而言，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一些就是年轻人活跃的思想和劳动力。
当空气问题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时，正如看到的那样，越来越多的青年开始决定迁徙到更宜居的地区。
人员流动的后果并不会在短期内显现，但如果我们用一个更为长远的视角来审视时，就能发现问题的严峻性。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评估更为悲观：“到2050年，城市空气污染将超过污水和卫生设施的缺乏，成为全球死亡率上升最主要的环境原因。”面对发展和生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平衡成为关键。
当然，情况也并不完全悲观，更多的人开始采用技术手段解决雾霾带来的严重挑战。
例如此前的报道《北京市中心的巨型“吸尘器”》就曾提到，荷兰人Daan Roosegaarde的团队就将研发的吸霾塔引入了中国。据称这座高6.5米的装置每小时能净化3万立方米的空气。
甚至也催生了一个新的产业——买卖空气，据报道说国产空气5元一瓶，进口699元一瓶。不过，大陆专家则提醒消费者要谨慎购买。
相较除霾技术的改进和购买空气，更为重要的仍然是止住污染的源头。
中美两个污染排放大国率先签署《巴黎协定》，意味着煤炭在中国能源结构中的地位将逐步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助解决雾霾带来的相关问题。
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眼下人们还需要更多的耐心。
11月底至12月初，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刚刚经历了两次持续多日的重污染过程。是谁贡献了超高的污染物浓度？近日，环保部通报对华北22个城市（区）的环保督政结果给出答案。
通报指出，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致“工业围城”、能源结构“一煤独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政府环保不作为不到位等问题在华北地区一些城市比较普遍，重化产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
相关专家表示，就整个华北区域而言，原煤燃烧和工业排放是污染物最主要的来源。而这一问题的根源，就是华北地区“过重”的产业布局和“一煤独大”的能源结构。
产业布局能源结构成瓶颈 “工业围城”“一煤独大”现象普遍
据悉，环保部此次综合督查涵盖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南等华北六省区市。
督查发现，产业结构布局和能源结构问题成为华北地区环保瓶颈。
由于规划布局不合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较慢，“工业围城”、“一钢独大”、“一煤独大”等现象在华北地区一些城市比较普遍。
比如，唐山、邯郸“钢铁围城”现象突出，邢台重化工业四面布局，包头城区呈现“东铝、西钢、南化、北机、四周电”的格局，阳泉、晋中、乌海、平顶山、焦作等城市“一煤独大”等。
此外，在能源结构方面，除北京、天津外，华北地区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近90%，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重化产业是华北地区很多城市的支柱产业，也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既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给环境治理带来巨大困难。
环保基建滞后历史欠账多 农村环保能力不足成污染“重灾区”
一方面是重工业和重煤炭带来的超环境容量的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却是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和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环保不作为、不到位的放任。
环保部督查发现，在华北地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十分普遍。多数城市对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重视不够、投入不足，环保基础设施落后，历史欠账较多。
城乡集中供热率普遍较低，清洁能源供应不足，工业园区或产业集聚区小型自备锅炉常见，散烧煤大量使用，致使冬季大气污染问题十分突出。
从环保部近期督查情况看，虽然各地加大了工作力度，但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
北京市在售散煤煤质超标率为22.2%，天津市超标率为26.7%，河北省唐山、廊坊、保定、沧州4市平均超标率为37.5%。
邯郸、邢台、张家口、阳泉、乌海等地散烧煤污染问题十分突出，河南省多数地市甚至尚未将散煤污染问题纳入管控重点。
与此同时，一些企业环境违法违规问题依然常见。擅自停运治污设施，甚至弄虚作假的情况时有发现，超标排放问题较为常见，突出存在于焦化、玻璃等行业。
此外，城乡接合部及广大农村地区环保能力不足，环境管理粗放，不少地区“土小”企业群和小作坊比较密集，加之一些污染企业退城进郊，给农村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带来困难。
这些地区治污设施落后，日常监管薄弱，环境污染突出，较之周边及县城地区，大气环境质量总体偏差。
多地治污方案“流于形式” 环保部门单打独斗情况仍然突出
为什么多年的大气治理，而公众感受到的改善效果却并不明显？环保部督查发现，各地治污方案落实、考核不力的情况仍然多见。
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许多地方有方案、没措施，有部署、没落实，有考核、没问责，导致许多工作流于形式，难以取得实质性环境效果。
河北省部分地市制订的压钢减煤计划，内容不实，可操作
性不强，难以实现确定的减煤压钢的目标；南阳市虽然制订了蓝天工程等系列实施方案，但与河南省政府有关要求相比，在目标、任务和措施等方面均存在不小差距；郑州市制订的14个大气污染治理专案，在被约谈前基本没有落实。
此外，基层政府及有关部门环保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县城或乡镇的特色产业或支撑性产业往往也是排污大户，环保意识薄弱，加之基层环保工作比较粗放，环保不作为、不到位的现象较为常见，环保监管矛盾大。
同时，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情况仍然突出，其他有关部门环保责任不落实与畏难松懈、推诿扯皮情况并存，散煤治理、扬尘管控、油气回收、秸秆焚烧等工作常常进展缓慢，环境治理压力尚未完全传递到有关部门。
京津冀啥时候能告别雾霾？到2030年空气有望达标
在12月12日召开的“首届创蓝国际清洁空气技术大会”（以下简称“清洁空气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表示，到2020年，只有珠三角地区有希望达到现在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尤其是PM2.5达到要求，长三角地区希望能达到目前珠三角的水平；
而全国污染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有望达到目前长三角地区的水平。到2030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才有望达标，全国大多数地级以上的城市实现空气质量达标。
污染物减排多少才能见效？现有基础上减排50%左右
郝吉明说，到2030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达标，意味着各种大气污染物都要大幅削减。初步估算，要实现达标，二氧化硫排放量要比2012年消减59%，氮氧化物排放量要比2012年消减71%，PM2.5的一次排放比2012年消减70%，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量比2012年大概消减45%。
“通过我们的阅兵蓝、APEC蓝，实际上证明要想空气质量改善，消减50%左右的污染物排放量是需要的。”郝吉明强调，当前污染物减排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经过前一段的消减，容易消减的已经做了，要进一步消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可能是一个攻坚期。
谁来保障大气治理的实施？各地需尽快编制限期规划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在“清洁空气大会”上表示，地方政府应科学编制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报环保部备案，并向全社会公开。
根据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未达到国家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城市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编制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城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开。
直辖市和设区市的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城市人民政府每年应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执行情况，并向社会公开”。
依照上述法律依据，王金南将全国城市分为空气质量已经达标的领跑城市、空气质量实现达标的达标城市、空气质量尚未达标的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恶化城市。
王金南强调，对于已达标城市，地方政府应该确保环境空气质量不恶化，并进一步改善；对于临近达标城市，地方政府应承诺在“十三五”末实现基本达标；对于污染较重的城市，地方政府必须尽快编制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确定最终达标期限。
“限期达标时间表确定出之后，必须经当地人大备案批准，向老百姓公布，这样把环境质量负责制真正落实下来。”王金南说。
向权力机关报告环境状况是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明确提出的要求。
然而记者从全国人大环资委关于依法落实环境报告制度有关情况的报告中获悉，截至目前，已有河北等多数省区市的省级政府依法向本级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报告了环境状况，尚有北京等１１个省份的省级政府未计划在本年度内按照环保法要求报告。
为强化各级政府的行政职责以及人大对政府落实环境保护的监督作用，２０１４年４月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新环保法增加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新环保法的这一规定，今年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听取和审议了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５年度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并在今年开展的环境保护法执法检查中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
其中，这项制度落实也成为此次执法检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北京市区被雾霾笼罩
执法检查及此后的相关调研发现，截至目前，已有河北、山西、辽宁、吉林、江苏、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云南、甘肃、宁夏、山东、海南、贵州、西藏等省区市的省级政府向同级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报告了２０１５年度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黑龙江、上海拟在今年１２月份的省市人大常委会上听取和审议该报告，而北京、天津、内蒙古、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四川、陕西、青海、新疆等１１个省份的省级政府目前仍未有计划在本年度内向本级权力机关报告２０１５年度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新法实施过程中这项制度能够得到逐步落实是值得肯定的，但从人民群众的关切以及严格执法来看，情况不容乐观。”全国人大环资委工作机构有关负责人表示，新环保法对该项制度报告的主体、报告的对象、报告的内容是有规定的，各地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报告，人大应依法强化监督。
市民戴着口罩在天津市和平区天桥上前行
今年４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国务院关于２０１５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后提出，今后要形成制度化安排。
今年１１月２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环保法执法检查报告也提出，要依法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要依法向本级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自觉接受监督。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车光铁表示，地方人大和政府都有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方面。
建议应进一步统筹抓好人大监督常态化机制建设，不断强化人大监督责任落实和政府主动接受监督意识，综合采取定期报告、专题询问、执法检查、专项调研、代表视察、重大事项决定等多种形式，及时发现基层环保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各项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新华时评：不可轻视向人大报告环保工作的法定义务
2015年施行的新环保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全国人大环资委相关报告显示，截至目前，全国仍有一些省级政府未向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报告201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
政府定期向人大报告环保工作情况已明确为一项法律规定。各级政府必须依法办事。
2016年4月，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受国务院委托，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作关于201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
车辆在雾霾中的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上行驶
环保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面呈答卷”为各地按新环保法要求依法行政作出表率，各地本当效法。然而一些省份却患上“拖延症”。
无论何种原由，都表现出了法律意识还不强。向人大报告年度环保工作情况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能轻视。
各地各级政府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向本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提供专门的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且应该尽量采取现场报告以接受问询、听取意见建议，不能简单以单项工作的报告代替环保工作整体情况的报告。
2015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着力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这要求各地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落实法定义务、依法行政。因此，在向人大报告年度环保工作情况这项工作上，相关地方应充分认识到法律的严肃性，尽快完成法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