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市物价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环保局制定了《上海市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实施办法》(简称“办法”)，上海开始试点启动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污收费。排污收费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实施不同的收费标准。
上海此举被媒体称为“雾霾费”，概因“目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在空气污染形成中所占的比例最大。”VOCs是形成霾和PM2.5的前提物，其排放到大气中，经过光化反应，造成二次污染，也就有了对此类排放者征收费用的前提。
上海VOCs排污收费试点行业共包括石油化工、船舶制造、汽车制造、包装印刷、家具制造、电子等12个大类行业中的71个中小类行业，基本覆盖了本市工业VOCs重点排放行业。且根据各行业污染排放占比和配套标准规范制定进程，在时间安排上分从污染到轻污染收费的三个阶段，预计到2017年底可使该市工业VOCs排放总量减少50%以上。
上海征收“雾霾费”是国内首创，将其他国家和城市容易忽略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纳入治理视野，收费办法，不仅显了前瞻性，也为未来如何治理和解决雾霾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不过有的论者认为上海不该收，因为上海市属于发达城市，轻工业、高新技术行业，尤其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比例占到全市“三产”总比例较大，工业VOCs”并没有其他以工业为主的城市那么严重。
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正视中国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有的地方可能已到发达国家水平，有的还只是落后国家水平，有些城市或地区三产业比例会更高，有些地方的三产业比例很低，与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发展历史、发展水平、发展机会等有关，并不是说想从工业从抽身而出就可以立马抽身而出的。
但是对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而言，其资本、知识和技术密集，完全可以在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上有更大作为，不断地将传统产业，尤其是污染较为严重的传统产业替换掉。
像上海这样开征“雾霾费”，基本覆盖全市工业VOCs重点排放行业，说明上海已经具备了腾笼换鸟的能力，没有或是再进一步减少这些传统工业企业，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不大，更何况上海并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分三步走。通过征收“雾霾费”，倒逼相关行业和企业改善工艺、提升节能减排水平，比强制关停、巨额罚款等方式理性柔和得多。
如果此举让相关行业和企业达到排放要求，自是环保与发展得兼，如果不能，这些行或企业在不能承受成本压力的情况下，会主动外迁或是停产，而上海具备就业转移安置能力，则正好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契机，这种通过收费手段来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从长远来看，是件好事。
也正因此，上海征收“雾霾费”虽然具有示范意义，但未必所有的城市都能立即模仿。其实有些地方早就调整了排污收费政策，大幅提高征收标准，但行业和企业拖欠排污费相当多，治污成效并不明显。有数据称，去年26省份447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欠缴排污费共计3.09亿元。当地政府为何不对这些欠费企业痛下杀手呢?这里可能有官商勾结的腐败之故，更有地方是产业转型升级艰难的原因，不依赖这些排污企业，一时半会还真不行，否则财政和就业都会成为大问题。
在中国遭遇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下，强硬征缴排污费可能造成两个结果：一是企业成本会转移到终端价格上去，消费者埋单;一是举步维艰的企业可能会被排污费压垮，因此，地方政府在发展与环保上经常需拿捏一二，且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正需要给企业减税减负，强硬征缴排污费恰是增加企业负担，矛盾都纠缠在一起，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上海征收“雾霾费”也可能会遭遇欠缴问题，或者说收费之后，如何逼企业减污减排的问题。但好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可能不再被重污染行业企业“绑架”，有更大的腾挪空间，治理起来手段可以更规范严厉一些，成效肯定会明显一些。这也符合一般的规律，大城市污染得更早，也可能治理得更早，皆因它承担得起治理污染的成本，而承担不起治污成本的地方，就要忍受得更久一些，这也是发展不平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上海试点征收“雾霾费”，未必能在全国一下子推开，但一线城市以及有条件的城市是可以仿效实行的，这某种意义上说是逼近自己转型升级，自我忍痛前进。
而对于那些不能一下子推行的城市，也要“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因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环保事业，是我们所要追求的。
